巨赞法师抗日救亡的思想与实践探究

胡可涛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巨赞法师（1908～1984）是我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著名的爱国高僧。他在建国后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4年4月7日圆寂。法师人品高洁，早年就追求进步，对人常怀悲悯之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启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揭开了序幕。1938年、广东、武汉失守，1939年3月，南昌沦陷。此时，巨赞法师身处的湖南成为抵御日军的前沿阵线。法师并不因为遁入空门就逃避社会责任，相反，他积极地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不仅将佛教的慈悲精神贯注于抗日救亡的社会实践之中，并且还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抗日救亡思想。

一、巨赞法师抗日救亡的思想

巨赞法师早年曾毕业于江阴师范学校，后入上海大夏大学，其知识基础较佳，进入佛门之后，他专研佛典，深究佛理，探藏赜隐，并且多有发明。2008年出版的《巨赞法师全集》收录法师一生的文字，多达450余万字，足见法师覃学深视，笔耕不辍，学博识广。法师在抗战其间发表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抗战檄文，如同一把把匕首插入日寇的胸膛。作为一名弘法僧人，法师很自觉地将佛教思想与抗日救亡嵌合在一起，阐发佛教对于抗日的基本态度，激励国人为保家卫国而战。综合巨赞法师留存的文字来看，他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

其一、发挥佛教义理阐发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巨赞法师发表的《佛家之救亡抗战论》是南岳佛教徒护法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说：“华夏之人，倘有不谋抗战，屈膝事之，以求苟活于一时者，非人也，”[1]一方面法师以孟子“四端之心”来强调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德行，在于修行。另一方面，他引经据典，以《增一阿含经》的观点来论证抗战救亡的必要性：“佛家之言曰：血肉之身，本非我有，生灭起伏，心业所为。是故能全其心者，不计其身之生死穷通；迷恋生身者，将眩惑而失心。失身，则沦陷三涂，身愈困而心益不能自主，其苦无边。全心，则超然独举。纵横自在，不复更为形役。”[2] “全心”之说，考其实，无法是将佛教“幻身”、“实心”的说法加以深化，一方面旨在激发大众要看穿生死，足以舍生取义，为国请命。巨赞法师说：“为国民者，务应遵信佛家全心之说，各各自勉为心性之丈夫，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而共赴国难。如此则气充宇内，义薄云霄。三江雪浪，可以尽洗胡尘；锄扰棘荆，无非抗战利器；复失地，捣黄龙，指顾间事，复何奴之足云。”[3]此则说明倘使为了保全肉身而苟且偷生，则不得为人，只能成为日本人的奴才。他还大量引用佛教典籍来论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进而从凸显了中华儿女抗战的正义性。如巨赞法师引用《优婆塞戒经》上说：“在家菩萨，若得自在为大国主，于自国土，常修知足，不以非法求觅财物，，不举四兵而取他国。”这是佛教反对侵略的铁证。他还说：“夫国界大贼，声势甚盛，其为邻国寇边无疑，王自讨之，而如来许之。抗战救亡，因无分于世出世间也。”[4]

其二、发挥佛教学说来阐发抗日救亡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的爆发诚然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与不幸，但是作为中华儿女不应该自暴自弃，而应该勇于担当，更何况，巨赞法师以佛教的立场来看抗战还是一个“大熔炉”：“要在精神方面更进一步总动员，第一先要知道人生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肉体的保养，而是要借肉体以完成精神的永生，抗战是用肉体锻炼精神的烘炉，持久是永生的左券。”[5]《南岳青年服务团<致抗日将士慰劳书>》：“佛告我们说：像你们这样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而为国家民族艰苦奋斗的战士，是人类的救星，就是‘因位的菩萨’，一定得到佛的默佑，纵然有什么危险，一定会从暂时的痛苦中，转到永远愉快的乐国里去。”[6]在悼念理妙法师的文章中，他引用《涅槃经》说：“为着佛教牺牲在敌人魔掌下面的，命终生阿閦佛国。我相信我们的烈士，现在已经见佛闻法，得到解脱。僧青年同志们！理妙法师替人类打响了永生的晨钟，我们要严肃地纪念他！我们要踏着他的血迹，各自建筑成佛之路！”[7]在《“献心”的先决条件》一文中，大师将苟且偷生视为佛教的“三毒”（贪、嗔、痴）在抗日实践中的错误体现，而主张首先要“献心”，要有一颗真诚拳拳之心去报答祖国：“把我们的一切都贡献给国家民族，献财、献物、献身，先要献心。先能献心，才能够献财、献物、献身，才能够献财、献物、献身的最大力量。”[8]

其三、发挥佛教典故来激发全民的抗日斗志：他所撰写的《从前的高僧是怎样报国的》，其中摘录《高僧传》中的故事，列举了“勉王抗敌”的求那跋摩、“存国守城”的慧休、“舍身济众”的释法进、“拒奸殉国”的智仁法师。此外，他还在《晦明录》一文中列举了分众弘化勉王抗敌、不负所托、舍身济众等12个爱国护教的典故。这种典故，以形象、具体化的方式来表明佛教对于侵略的积极态度，既浅显易懂，又能直接提供示范，是为法师方便说法的一大例证。

其四、发挥佛教教义来匡正人们的错误认识：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识。这些意识中，有些是消极的，其中甚至有拿着佛教教义作为保护伞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譬如有人认为佛教主张的“戒杀”、“忍辱”、“慈悲”、“方便”、“出世”及“四大皆空”等观念不利于抗战。巨赞法师则竭尽所学向世人阐发佛教热爱和平，反抗侵略的思想理论。佛教将“忍辱”视为“六度”之一，这被某些人曲解为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忍辱偷生。巨赞法师说：“至于所为忍辱者，忍辱而不至于失心，又使对方因而惭愧敬仰者，忍可也。倭寇凶暴，灭绝人纲，勉强忍之，在我则失心，在彼则反将利我之忍，而恣意为恶，不可忍也。又戒杀者，杀生以便其私，应戒之也；反之不必戒也。”[9]法师还认为人们在抗日过程中有三种思想上的错误：其一，以逃避现实为出世；其二，以闭眼塞聪为修行；其三，以救国工作为多事；其四，以不辩善恶为慈悲。其五，以依赖为正当生活。同时他还批判了佛教丛林存在的问题，其一、丛林帮派化；其二、小庙家庭化；其三、新僧的没落。他认为一方面需要发扬佛陀积极救世的精神，恢复原始的僧伽组织，同时主张佛教徒在全面抗战的客观形势之下，需要接受洗礼，重新受训，在政府的指导之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二、巨赞法师抗日救亡的实践

巨赞法师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不仅仅留下丰富的抗日救亡思想，而且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全身心地投入了南岳抗战以及全民抗战之中。他创办了“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策动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还协助宝生法师筹组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支持了凡法师创办长沙僧伽训练班，并创办《佛青特刊》和《狮子吼月刊》杂志，发表大量抗战文章，进行抗日宣传与佛教革新，具体而言：

其一、 组织“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1939年4月14日，巨赞法师于上封寺知客演文等筹划组织“佛教僧青年救亡团”，由巨赞法师起草宣言及简章。他并与田汉等南岳游干班讲师筹划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抗日。其时，周恩来正来南岳游干班检查工作，为全体学员做了“抗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演讲，并为学员赠以“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号召。佛教僧青年救亡团请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备案，几经周转，定名为“佛教青年救亡团”。一方面呈请第九战区政治部提供补助，一方面聘请叶剑英、陈石经等人名誉团主人和赞助人，同时还自掏腰包，做服装、旗帜等。佛青团于1939年6月10日举行成立大会。巨赞法师在《奔走呼号一整年》一文中说：“宗教可以补法治之穷，观于佛教在中国民间的潜势力可知，目前是全民抗战的紧要阶段，佛教既控制了民间的意志，佛教徒就应该起来帮助政府，做动员民众的工作。”[10]巨赞法师率领佛教青年服务团赴衡山、长沙等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救亡宣传与组织活动，比如欢送出征壮士募集公演、街头宣传、出壁报、写巨型标语、散发慰问品、参加火炬游行、出席各种法会。巨赞法师还以团体的名义撰写了《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七·七二周年纪念告同胞书》等宣传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衡山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对于民众，似乎发生了一些影响；各界对于我们，也都报以热泪的同情。”[11]佛教青年服务团的涌现了一批爱国护教的青年僧侣，甚至有的竟杀身成仁，为国捐躯了。理妙法师，追随巨赞法师赴衡山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回到南岳后，报名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奔赴湘北前线，侦察敌情、破坏日军交通补给线。最后为日军抓捕，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其二、策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工作：按照明恒法师的说法，“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就是在演文和巨赞（万均）两位法师，在××干部训练班政治部督促之下辅导成功的。”[12]在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下面有一个民运指导处，在该处的号召之下，南岳佛教以及道教界人士于1939年4月23号下午两点召开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提议成立地方性的救亡团体， 5月7日，南岳佛教界人士联合道教界人士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由上封寺方丈宝生担任会长，法师担任宣传股长。巨赞法师起草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组织大纲》，在《大纲》中他强调：“本会本大乘救世精神，尽国民应尽天职，集中僧道力量，参加战时工作，以期挽救国难为宗旨。”[13]8号开始训练，课程分为政治常识、佛学、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抗战歌曲等六门，计训练一个月。凡18～45岁佛教徒和道教徒被编成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明恒说：“一个月的讲授，总算引起了老和尚们的注意。年轻的到底不同些，救国的责任，已经背负到他们的肩膀上了。”[14]

其三、协助宝生法师筹组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支持了凡法师创办长沙僧伽训练班。其中，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的“通启”实为巨赞法师起草，就连油印、散发也主要由巨赞法师负责的。踌躇满志的巨赞法师试图大刀阔斧对湖南佛教界进行改革，整合湖南佛教界的抗日力量，但是最终为部分守旧僧人以及地方无赖所不容，不得不移锡广西桂林，继续进行抗日救亡与佛教革新运动。在南岳的抗战活动，获得了田汉的好评：“以汉所感，近来谈佛之书报亦在不少，青年人而着僧衣者亦多。其于抗战之尽力，反不如师等在南岳衡长一带当时之成就。”[15]

其四、创办《佛青特刊》和《狮子吼月刊》杂志，发表抗战文章：1939月7月8日，巨赞法师率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在长沙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主动与第九战区政治部举办的《阵中日报》取得联系，创办了三期《佛青特刊》，在桂林还创办了影响广播的《狮子吼月刊》，成为南岳成为抗日重要的宣传阵地。《狮子吼》杂志由道安法师创办，巨赞和暮笳法师负责编辑。《狮子吼月刊》征稿函中坦言要建立“一支有力的笔部队”：“在寂寞的佛教圈内，《狮子吼》将成为深入祖国广大原野的一支有力的笔部队。阐扬佛的正义，来打击敌寇汉奸的疯狂行为与荒谬理论，在焦土上树立佛教文化的堡垒，从荆棘中另辟佛教新闻事业的新天地。”[16]时为广西佛教会会长的道安法师在《送巨赞法师赴浔州西山》一诗中云：“师来桂，佐理广西佛教会兼辑狮刊，将三年，成绩卓著。”[17]对巨赞法师在《狮子吼月刊》的工作表示极大的肯定！史学者张健甫在获得《狮子吼月刊》后，对巨赞法师赞誉有加：“闻君来自祝融峰，长沙痛哭经忧悲。吁嗟呼国危家破良非偶。济时全赖生公口，凭谁说法警愚顽，蒙君赠我狮子吼，狮子吼，君知否？编者谁？巨赞手！度世金针信慈航，名满天下不胫走。”[18]

三、巨赞法师抗日救亡所思所行之关系及影响

巨赞法师抗日救亡的思想的产生，首先源于其深厚的佛教素养与学识。他对于佛教教义的发挥圆融纯熟，以之深入挖掘了佛教的爱国思想，使之抗日救亡思想具有鲜明的佛教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菩萨精神。他并没有将他的思想束之高阁，而是以期刊为宣传平台，成为营造抗日舆论的前沿阵地。例如他在《阵中日报》发表了一些文章，获得了第九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的高度赞扬，认为“是抗战史料当中最宝贵的文献；同时也是近几百年来，佛教界中最清越的晨钟。”[19]巨赞法师救国救亡的思想亦是在其抗日救亡的实践中形成的，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逼着他不断地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抗日救亡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得他反思佛教思想以及佛教现实组织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他的思想不断深化，不断革新，甚至走向倡导“新佛教运动”。

与思想可以并驾齐驱的实践，对于巨赞法师而言，那不单单是南岳年轻僧人的意气用事，而是拳拳报国之志使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始终一往无前，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再到《佛青特刊》、《狮子吼月刊》的创办，不论是台前还是幕后，他始终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放在第一位，而置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于不顾，充分体现了一代高僧的高风亮节。俞朝卿先生所说：“他不仅在教（佛）言教，而且‘在教言国。把自己从事的事业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觉结合起来，”[20]诚哉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