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抗战救难烈士释理妙事迹考略

黄守愚 万 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内容摘要：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成立的一个爱国抗战救难的青年僧伽组织，为湖南乃至全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南岳华严研究社学僧、佛教青年服务团团员释理妙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后，奉命到湘北从事敌后抗战工作并壮烈牺牲。他是湖南佛教僧人抗日救国事业中的杰出代表，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了周恩来为南岳僧人“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但其人其事未能为人们所熟知；部分刊载其事迹的报道也有一些舛误。本文根据一些史料，对其相关事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述。

关键词：南岳抗战佛青团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释理妙烈士

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而悲壮的篇章，它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中国佛教界高举抗战的旗帜，以复兴中国、复兴佛教为目标，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湖南佛教僧人为参与抗战事业的发声，可以追溯到1931年（民国二十年），时任衡阳花药寺住持的释寄居，他对日寇无端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义愤填膺，呼吁全国诸山长老、禅门英俊值时猛醒，一致团结，发海潮音，能狮子吼，秉佛教大牺牲之精神，以救国自救之志愿，群策群力，共赴国难，一心一意，以挽危亡，积极组织抗日救国输送队，以作为政府对日宣战之后盾。这是全国佛教界最早动员参与抗战事业的倡议之一。1939年4月中旬，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南岳视察国共两党合作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下文除引文外，均简称“游干班”），了解训练情况。期间，他与叶剑英同志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并为祝圣寺僧人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地触动和激励了南岳宗教界。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与佛教青年服务团分别于1939年5月7日和6月10日先后在南岳祝圣寺成立，将湖南僧人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南岳华严研究社学僧、佛教青年服务团（下文除引文外，均简称“佛青团”）团员理妙法师（1914～1940）在“游干班”受训后，奉命到湘北从事敌后地下抗战工作并壮烈牺牲，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了周恩来的题词。他是湖南佛教僧人抗日救国事业中的杰出代表。但由于多种原因，其人其事未能为人们所熟知；部分刊载其事迹的报道也有一些舛误。今年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八十周年，笔者谨撰此文纪念这位爱国僧人，并意欲使其英烈事迹能够彪炳青史。

一、文献引述与分析

据笔者考索，今存之直接记载或悼念理妙法师事迹的原始文献有四种，按照刊发时间的顺序，分别是刊载于桂林《扫荡报》上的“中央通讯社”讯息[①]、刊载于在澳门发行之佛教刊物《觉音》第十八期上的天军所撰《释理妙从容就义》[②]、刊载于桂林发行之《狮子吼》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的巨赞法师所撰《悼念新佛教运动的战士理妙法师》[③]和刊载于《觉音》第三十期至三十二期合刊上的卧秋所撰《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④]。

“桂林《扫荡报》”即《扫荡报》的“桂林版”。《扫荡报》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身是1931年3月由贺衷寒在南昌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年6月23日扩版改名为《扫荡报》。最初是一份扫荡国民革命途程中的障碍、针对共产党工农红军以利于蒋介石施行统治的宣传工具。1935年春，该报迁移至汉口发行。“七七”事变后，抗战序幕揭开，国共第二次合作宣言发表。1938年1月，《扫荡报》改隶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周恩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为该部第三厅厅长）；其编报宗旨也改为“我们‘扫荡’的矛头指向倭寇”（该报社论）。1938年10月，武汉撤退，该报停刊。同年12月20日在广西桂林复刊，至1944年9月7日湘桂大撤退时停刊。“桂林版”《扫荡报》在抗日统一战线背景下展现了团结抗日的态势。

由于“桂林《扫荡报》”仅仅是简略报道理妙法师英勇就义的消息，而这些内容又大多见载于其他几份文献，为避免内容重复，故本文主要依据天军所撰《释理妙从容就义》、巨赞法师所撰《悼念新佛教运动的战士理妙法师》和卧秋所撰《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三份原始文献，并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对理妙法师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述。

1、天军所撰《释理妙从容就义》全文内容如下：

战争，是值得人诅咒的，因为在战争中可以发现到许多使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的事情。

桂林《扫荡报》九月十四日转载中央社讯：“佛教青年团团员释理妙，去夏……受训后，……（虚点中许多惊句，因环境关系，自行检去，可憾可憾！）据确息，日前在岳阳附近，被……威逼利诱，皆不为动，……愤无可洩，遽施毒刑，挖眼割耳，备极人间之惨！就义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不已。这种血腥腥的事迹，真使人听来悲伤！欲语痛切！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欧战时，双方在酣战撕杀中，尚留存几分道德公理，对红十字会医院等救伤人员，皆极力保护，而今日，人心愈趋愈恶，公理道德日渐退化，遂致佛教青年团救伤人员，也有横遭惨死，殊堪扼腕三叹！”

据最近在桂（林）之佛青团负责人某法师言：“理妙年二十九岁，湖南衡阳人，北平宏慈佛学院毕业，南岳华严研究社肄业。于佛家哲理涵养颇深，故能舍其小我为国牺牲。”（该报原文）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死，自然是死的极难得！极可贵！

忆我中华民族，垂有四千年的文化道德、历史圣训，其伟大处，诚有为其他民族所不能及的，而由于古圣先贤死难死节所造成的民族正气、高尚人格，尤觉难能可贵!今释妙理为一介佛徒，叨沐先贤遗训，又能于佛学涵养中得到受用，看得破，放得下，从容慷慨，至死不屈，可谓人中丈夫! 其身虽死，其事情，其精神，足可留为后死者的榜样!

“天军”当为作者的笔名，该人原名不详，据文章内容看，他与理妙法师不认识，故在谈到理妙法师个人情况时，称“据最近在桂（林）之佛青团负责人某法师言”述说。此文是客观引述桂林《扫荡报》于1940年9月14日所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讯，报道南岳佛教青年团团员释理妙于湖南岳阳英勇就义的消息，并稍加褒扬述评。此文括号中的文字以及省略号，均为原文所有。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广东部分地区已经于1938年底沦陷于日寇，而刊发该文的刊物《觉音》，是由爱国僧人竺摩法师编发于当时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澳门，与广东毗邻，殖民当局为了不刺激日军，对报刊所进行的新闻管控措施。

作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的桂林《扫荡报》，能够报道佛教青年团团员理妙法师在湖南岳阳英勇就义的消息，表明理妙法师的牺牲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视与肯定；同时也透露出，理妙法师深入敌后活动，是受抗战当局某部门指派并保持着经常性的密切联系，方能将数日之前（“日前在岳阳附近”云云）发生的事件即时报道出来。

2、巨赞法师所撰《悼念新佛教运动的战士理妙法师》全文内容如下：

前年，南岳华严研究社招生额满，快要开学的时候，理妙法师跑来要求入社听讲。他说：他唾弃了可以养尊处优的北平广济寺，千难万苦从福建、广东绕道回湘，目的是想在抗战建国、生意充满的新的田园、新的天地里面从事于佛学的深造，虽然他已进过两三个佛学院。我们无可推托，无条件满足他的要求。

去年，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的消息还没有公布以前，他又恳切地向我要求加入，我对他说：“佛教青年服务团在佛教界内是一个破天荒的组织，对于佛教，对于国家民族，固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但是会使老和尚们惊异、恐慌的。同时，经济方面还没有具体把握，一旦无法维持，说不定连挂单的地方也找不到。加入，非但要有热情，还要有咬钉嚼铁、坚忍不拔的毅力。”他发誓似地愿意跟我终身，那怕尽所有的大小和尚都侮辱他、反对他。他，变成了新佛教运动的全身披挂的英雄战士。

佛教青年服务团成立不久，XX干部训练班要我们派人参加受训，以便担任某种重要工作。我们非常兴奋，非常紧张。因为XX干部训练班要我们受训，是政府方面重视我们的组织，对于我们的工作计划，无疑地有其莫大的帮助，所以兴奋。但是那种工作是非常危险的，非机灵巧便而又常识丰富的人不能负责，所以紧张。我就对他们说：“政府要我们担任某种工作，那是非常荣誉的事。只要能够破获几个大汉奸机关袭击敌人的心脏，而使之损失顿挫，我们对于国家、民族、全人类以及佛教就算尽了义务。但是工作的危险性也不能忽视，希望你们各自考虑一下，自动报名。”理妙法师不等话完第一个报名，隔两天，他披甲擐带，投入了“铁流”。

我们在长沙工作的时候，他常常有信来报告工作情形。有一次，他匆匆忙忙来见我，说要出发到前方去，意志仍旧那么坚决，情绪仍旧那么热烈。我除嘱咐他秘密、迅速、稳重之外，时间不许我多谈，含着一眶热泪送走了他，身上觉得冰凉，泪就夺眶而出。从此天涯海角，打听不到他的消息。

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说他奉命派赴湘北敌后工作以后，对于敌情的揭露，交通的破坏，积功甚多，敌人恨之切骨，两月前在岳阳附近被敌人搜捕，威追利诱，皆不为动。结果，挖眼割耳，惨死在敌人的疯狂的兽行之下。就义前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不已。这和释迦牟尼没有成佛之前，为着救护野兔而被割尽身下的肉的仁至义尽之举有什么两样？他实践了佛陀救世的理论，他建筑了成佛的基业。千千万万个失了主宰的人，将因此而得到心灵上的救药，佛教新鲜地、灿烂地照耀着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我到反展开了友谊上的忧容。

《涅槃经》上说：为着佛教牺牲在敌人魔掌下面的，命终生阿閦佛国。我相信我们的烈士，现在已经见佛闻法，得到解脱。僧青年同志们！理妙法师替人类打响了永生的晨钟，我们要严肃地纪念他！我们要踏着他的血迹，各自建筑成佛之路！

此文的作者巨赞法师（1908～1984），既是理妙法师就读之南岳华严研究社的教师，又是其后来参加之佛青团的负责人，他与理妙法师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更是“新佛教运动”志同道合的战友兼兄弟关系。此文便是以这样多种亲密关系的身份所撰写的悼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巨赞法师深情地记述了理妙法师自来到南岳以后到参加抗日救难工作直至英勇就义的经过，并通过具体交往细节的叙述，生动展现了理妙法师思想与言行。结合天军的文章，可以将相关史事考述得更加清楚。

巨赞法师于1940年秋转移到广西桂林，住在月牙山寺襟江阁。他在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期间，协助道安法师（广西佛教会理事长）创办佛教界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战救亡的爱国理论和佛教革新运动。理妙法师殉难的消息，巨赞法师是在桂林听说的。随后，他撰写了此文在1940年12月15日创刊的《狮子吼》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刊发。但是，天军所撰文中引述巨赞法师称“理妙年二十九岁，湖南衡阳人，北平宏慈佛学院毕业，南岳华严研究社肄业”，其中对理妙法师的年龄与籍贯的述说则有所舛误。

3、卧秋所撰《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全文内容如下：

目前的整个世界，很显露底已分割了两条鸿沟，彼此都尽量地展开其威势；一个是法西斯帝侵略者，正穷凶极恶伸出巨大的手掌向全世界侵蚀，所谓“世界新秩序”是他们最高潮恶劣的政策！同时也是他们野心理想中的最后目的，造成这种毒素的现象，无疑地历史告诉我们，这是生物学家达尔文的遗产的收获。一个是被压迫的民族和革命的大众，为了民族生存与自由，为了和平与真理，于是就掀起最激烈的澎湃的革命怒潮，对准着侵略帝国主义的炮口还以反射。当这烽火浓厚弥漫的时候，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还没有显然决胜败之前，这世界就变成了大屠杀之场，无数的英雄健儿，已悲惨地葬送在无情的炮弹中了。被压迫被损害的民族英雄们，为了祖国，为了自由、真理、生存、光明，都毫不悭吝地已付出了伟大的代价，他们在革命的史实上放着灿烂的异彩，但是正义尚未伸张到最沸点的时候，凡是活着的同胞应踏着先民的血迹，去完成这伟大革命事业。

一向沉寂惯了的佛教徒，被时代的激潮冲着，挺起胸脯，毅然地站在时代的前线大有人在了，理妙法师就是其中的一员。可是不幸得很，现在他已离开人世而长眠了，他的死给予我极度的哀恸！因为他阴影在我的印象中有着不可磨灭的痕迹。我还很清楚记得，在一九三七年我读书故都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时认识了，为时虽然只仅仅的一个月，但有着很深刻的友谊了。初次踏进故都，自然人地生疏，承他照应我的一切，他引导我瞻仰古代的遗迹，游过中南海和北海，和金碧辉煌淫威的三大殿，并且给我讲述了许多有趣的往事。他那么样的热情，使我非常感动。尤其是在春风习习晴朗的一天，他约我游三贝子。那时候满园开着樱花，池畔垂着新柳，地上布着茸茵的野草，小鸟歌唱的树梢上。啊！春天带来了人间的幸福，我们陶醉在温暖的大自然的怀里。我们坐在紫萝下的小亭子里休息，看着远处的山光，忽然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说：“我现在感觉非常悲伤，因为我的青春已经被经忏吞蚀了，我不知用什么方法改换这卑鄙的生涯。”

当我搬进弘慈院后，不久他也往五台学律去了，他临行时还对我这样说：“这里的教育和环境，恐怕不合你的思想。”我回答他：“暂时住下去再说。”就是这样的送走了他，以后没有见过面了。进院不到两个月，我在教育的各方面发现了许多缺陷，当时感到极度的不满，只怪我自己没有识别力，简直抽丝自缚，于是作一篇讽刺文刊登在《现实》上。不料被主办人察觉，气焰万丈的对我施着高压手段，结果受了不近情理的处罚，总算还好，没有将我伏法。于是我豁然大悟，知道理妙临行对我的说话。我抑住自己烦恼，直挨到毕业，我就唾弃了弘院南旋。此后，我就过着转蓬飘零的生涯。我们也从此消息渺茫了。

今天无意中在《狮子吼》上发现他的名字，这熟悉的“理妙”两个字映进我眼帘时，他早已安然地躺在地下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浑身起了不住的颤抖，耳鼓起了哀鸣。我疑心我神经发生错乱，眼睛眩惑吧？但是明明地：我们在长沙工作的时候，他常常有信来报告工作的情形。有一次，他匆匆忙忙来见我，说要出发到前方去，意志仍旧那么坚决，情绪仍旧那么热烈。我除嘱咐他行踪迅速、稳重之外，时间不许我多谈，含着一眶热泪送走了他，身上觉得冰凉，泪就夺眶而出。从此天涯海角，打听不到他的消息。

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说他奉命派赴湘北后方工作以后，对于□□的揭露，交通的破坏，积功甚多，□人恨之切骨。两个月前，在岳阳附近被○搜捕，威迫利诱，皆不为动。结果挖眼割耳，惨死在○○○○○之下。就义前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不已。

这何尝不是一个铁证事实摆在眼前，在读这一段文的刹那中，每一个字像铝块样压在我的心头，我的心随着每一个字逐步地剧痛起来。我想哭，然而没有泪，只是眼睛呆呆地望着那模糊的字迹，似乎像蚯蚓一样爬着。啊！朋友：你的死不但为祖国争光荣，同时也为佛教放了一道曙光。你已付出双倍的代价，你就从此好好息息吧！我们会自然踏着你的血迹继续前进，完成这一代空前伟大的自由之花！

此文也是刊载于由竺摩法师编发于澳门的佛教刊物《觉音》，刊载的时间，正值极为敏感的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⑤]，文中之以“□”及“○”所代替的阙文，也是当时澳门当局新闻管控措施所致。

此文的作者署名“卧秋”，当为笔名。从文章内容看，作者与理妙法师早在1937年就相识于北平广济寺（弘慈广济律寺）的弘慈佛学院（文中称“弘慈院”或“弘院”），两人有过一段为时仅只一个月的短暂时间，但能够情同兄弟之肝胆相照、倾盖相交的深厚友谊；在长沙，两人也有着经常的通信联系，并且与巨赞法师在悼念文章中所说的一样，两人在理妙法师赴湘北之前见过最后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巨赞法师的悼念文章与署名“卧秋”的这篇悼念文章，自“我们在长沙工作的时候”到“就义前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不已”的一段文字，无论是字数（连标点符号240字左右），还是内容、口吻和文字，除了极个别的字词外，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两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不可能都与理妙法师有着如此相同的交往经历和情谊，并付诸于如此极度相同的文字来进行悼念。而且，巨赞法师是理妙法师在佛青团的领导和战友，理妙法师“常常有信来报告工作情形”乃事所必然；而据“卧秋”的文章所述，“卧秋”在述及与理妙法师在长沙之前的交往，仅仅只是三年前在北平的一个月，虽然两人当时交谈甚契，但毕竟还是“萍水相逢”，不可能相互“知根知底”，故理妙法师参加佛青团、尤其是到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进而被派往湘北岳阳从事极端危险的敌后地下秘密工作，不可能向“卧秋”“常常有信来报告工作情形”。据此，故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两篇悼念文章出自同一人；换言之，两篇文章的作者只能都是巨赞法师。只是，巨赞法师在以“卧秋”之笔名撰写文章时，玩了一点“小花样”，将自己在《狮子吼》上刊发之悼念理妙法师的文章，说成是“今天无意中在《狮子吼》上发现他的名字”，并且隐去了他们两人在南岳的一段交往经历，好像自己（“卧秋”）与巨赞完全无涉。该文作者佛教徒身份的色彩十分淡薄，反而展示出是一个“为了祖国，为了自由、真理、生存、光明，都毫不悭吝地”准备“付出伟大的代价”的战士。之所以如此，估计巨赞法师可能想换一种身份、借一个笔名、用一种更为抒情的散文体，既再次悼念这位在抗战救亡工作中的战友，并借以抒发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愿意在“正义尚未伸张到最沸点的时候，凡是活着的同胞应踏着先民的血迹，去完成这伟大革命事业”。如果说，署名“巨赞”的文章显示了作者自己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抗战救难大业中的新佛教运动战士，那么署名“卧秋”的这篇文章，则展示了巨赞法师是一位代表着“被压迫的民族和革命的大众，为了民族生存与自由，为了和平与真理”，积极“掀起最激烈的澎湃的革命怒潮”的革命战士[⑥]。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巨赞集》[⑦]的编者在该书的“代前言”《巨赞法师与佛学》一文中谈到他的笔名时说：“巨赞法师一生笔耕不辍……据说曾用笔名达30余个（另说20余个），而他本人又在生前没有把使用过的笔名全部交代给后人，这给收集和整理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文中罗列之“可考”和“待考”的笔名之中没有“卧秋”。故本文依据巨赞法师悼念理妙法师的两篇文章中考证出“卧秋”为巨赞法师的笔名，可以为进一步发掘出巨赞法师这位现代著名爱国高僧的遗著提供新的线索。据笔者查考，巨赞法师以“卧秋”之笔名还撰写有《宗教概论》[⑧]、《钻入丛林和经忏群中去》[⑨]等文章，都是刊载在《觉音》上。

署名“卧秋”的悼念文章内容，既可以弥补理妙法师早年在北平弘慈佛学院学习期间的一些思想情况，也可以对全面了解巨赞法师的行年事迹提供助益。

二、理妙法师事迹考略

1、理妙法师的籍贯、年龄与其在弘慈佛学院就学时的情况

天军撰《释理妙从容就义》文中称：“据最近在桂（林）之佛青团负责人某法师言：‘理妙年二十九岁，湖南衡阳人，北平宏慈佛学院毕业，南岳华严研究社肄业。’”这位“某法师”，就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发起组织者之一、佛青团的负责人巨赞法师。天军据巨赞法师所言理妙法师的籍贯与年龄的记述是错误的。

弘（宏）慈佛学院是北平广济寺（弘慈广济律寺）举办的僧伽教育机构；理妙法师是弘慈佛学院中学部第三班的学僧。据1929年（民国十八年）1月18日发布的《弘慈佛学院中学部招生布告》[⑩]，弘慈佛学院中学部的报名日期是1929年1月18日至3月1日；拟定开学日期是3月11日（夏历二月初一）。弘慈佛学院中学部的学制为三年。据该院创办的《弘慈佛学院年刊·中学部第三期年刊》刊载的《弘慈佛学院（中学部）第三班毕业同学录、职员表》之“在本院毕业者”名单记载：理妙法师的法名“会玄”，法字“理妙”，年龄18岁，籍贯“湖南新宁县”，通讯处为“平西观音寺”。这里的记载，是根据理妙法师自己提供的信息以及学院保存的学员学籍档案照录的，当然比较可靠[11]。弘慈佛学院中学部第三班的毕业时间为1931年（民国二十年）年底，此时理妙法师的年龄为18岁，到1940年9月他英勇就义，时年应该是27岁，而不是29岁；据此推算，理妙法师出生于1914年。

包括上述巨赞法师所言在内的所有文献均称理妙法师为“湖南衡阳人”，其实他是“湖南新宁人”。清代，新宁县直属宝庆府（今邵阳市）；民国初年，废宝庆府，新宁县直属湘江道。1922年（民国十一年）撤销道制，新宁县直隶湖南省。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新宁县属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1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宁县属湖南省邵阳区督察专员公署（1955年4月更名为湖南省邵阳专员公署）管辖。1986年，撤销邵阳地区，新宁县改属邵阳市。而今之衡阳市的辖域，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为湖南省第五行政督察区[13]。

理妙法师就读于弘慈佛学院时的通讯处为“平西观音寺”。平西观音寺即位于北平（北京）西部妙峰山金顶的观音寺[14]。理妙法师以此作为自己的通讯处，表明他原来是该寺院的僧人或沙弥，并且是从该寺院报名入学弘慈佛学院的。《弘慈佛学院年刊·中学部第三期年刊》[15]卷首刊载有“平西金顶妙峰山观音寺全影”照片，表明该寺院与弘慈佛学院所在之北平广济寺（弘慈广济律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理妙法师何时剃度出家，以及出家于哪所寺院，尚待发掘更多的文献资料予以考证。

《弘慈佛学院年刊》刊发了理妙法师在弘慈佛学院学习时的五份考试答卷，分别是：《云何四大种云何所造色又大种与所造之关系若何》、《论天择物竞之要义》[16]、《三众同分之建立其义云何》、《孔子言性近习远试阐其义》与《王天下以寡过为要试发其义》[17]。从中可以部分了解理妙法师的佛学修养及文化史的学识水准，不再详述。

理妙法师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年底在弘慈佛学院毕业后，仍然留在该院，直至1937年前往山西五台山学律才离开北京，此即“卧秋”文中所称：“在一九三七年我读书故都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时认识了，为时虽然只仅仅的一个月……当我搬进弘慈院后，不久他也往五台学律去了。……就是这样的送走了他，以后没有见过面了。”

据“卧秋”文中所述，当时（1937年）身在弘慈佛学院的理妙法师自称：“我现在感觉非常悲伤，因为我的青春已经被经忏吞蚀了，我不知用什么方法改换这卑鄙的生涯。”并且，理妙法师还劝告“卧秋”说：“这里的教育和环境，恐怕不合你的思想。”所谓“这里的教育和环境”，应该指的是吞蚀青春的寺院经忏，这是理妙法师自1931年年底在弘慈佛学院毕业后至1937年之间在北平广济寺（弘慈佛学院）生存状况。巨赞法师的文中也说，理妙法师自称：“他唾弃了可以养尊处优的北平广济寺，千难万苦从福建、广东绕道回湘，目的是想在抗战建国、生意充满的新的田园、新的天地里面从事于佛学的深造。”由此可见，理妙法师不满足于明清以降之传统的寺院经忏生涯，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有志向的年轻僧人，所以，当他回到湖南南岳后，在时代的激励与环境的熏陶下，在巨赞法师等进步僧人的帮助下，迅速地“变成了新佛教运动的全身披挂的英雄战士”。

2、理妙法师入学南岳华严研究社以及加入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的情况

理妙法师在1937年离开北平广济寺弘慈佛学院，首先是到山西五台山学律，具体的学习情况不详。而后，他绕道福建、广东回到湖南。来到南岳的时间是1938年，此即巨赞法师文中追述时所称之“前年”。理妙法师非常喜欢南岳的僧伽“教育和环境”，曾经“进过两三个佛学院”、其中包括北平广济寺弘慈佛学院的他迫切地要求进入南岳华严研究社学习。

华严研究社是南岳佛教诸寺院合作创办的一所僧伽教育机构，社址在南岳福严寺。1938年，巨赞法师应南岳华严研究社邀请来任教。华严研究社的教授僧人中还有演文法师等著名高僧。

理妙法师在华严研究社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就因参加佛青团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进而因此献身，故天军的文章中引述巨赞法师之言，称其为“南岳华严研究社肄业”。

1939年（巨赞法师文中所说的“去年”），佛青团尚在筹备，消息还没有公布以前，理妙法师便主动“恳切地”向巨赞法师“要求加入”。当巨赞法师对他谈到了佛青团成立“对于佛教，对于国家民族”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又告知可能会使守旧的“老和尚们惊异、恐慌”，“同时，经济方面还没有具体把握，一旦无法维持，说不定连挂单的地方也找不到”，理妙法师还是“发誓似地愿意跟我（巨赞法师）终身，那怕尽所有的大小和尚都侮辱他、反对他”。这表明了理妙法师为了参加抗战工作，“非但有热情，还有咬钉嚼铁、坚忍不拔的毅力”。

理妙法师虽然参加了佛青团，具有该团正式团员的身份，但是后来，他实际上并未参加该团组织的抗战救难集体活动。具体情况，参见下文的考述。

3、理妙法师被派遣到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的情况

天军文章中引述桂林《扫荡报》九月十四日载中央社讯称“佛教青年团团员释理妙，去夏……受训后”，对其进行“培训”的机构则在报道中省略；巨赞法师的文章则称“佛教青年服务团成立不久，XX干部训练班要我们派人参加受训，以便担任某种重要工作”。这里的“XX干部训练班”，便是于1939年在南岳衡山开办的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因抗战尚未结束，关于该训练班的情况还属于“军事秘密”，故公开提及时均作某种程度的隐晦处理。

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下文简称“游干班”）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开办，班址设在衡山南岳圣经学校，初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并请中共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和李涛、边章五、吴系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1939年1月24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布成立，并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

游干班在南岳一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于1939年2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1046名学员（其中女学员110人）编为8个队，其中第七队大部分是经中共衡山县委决定派往游干班学习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队员，共60余人，设有地下党支部；其余7个队的学员大部分为黄埔军校及以后改为南京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一部分是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5月15日，第一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其中第七队因是4月上旬入班，至7月5日毕业）。第二期于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于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3日结业，学员1459人。第三期后，1940年夏，游干班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又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

游干班要佛青团派人参加受训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看中了佛教僧人的特殊身份以便深入敌后从事秘密工作。游干班显然已经对佛青团的负责人巨赞法师言明了青年僧人受训后的工作任务，因此，巨赞法师对佛青团的成员强调：“那种工作是非常危险的，非机灵巧便而又常识丰富的人不能负责”；但是，“那是非常荣誉的事，只要能够破获几个大汉奸机关袭击敌人的心脏，而使之损失顿挫，我们对于国家、民族、全人类以及佛教就算尽了义务。但是工作的危险性也不能忽视，希望你们各自考虑一下，自动报名”。巨赞法师文章中称“理妙法师不等话完第一个报名”，言之意下，应该还有其他的僧人报名参加受训，只是已经无法考证了。

理妙法师是先参加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建的佛青团，而后才应派进入游干班受训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于1939年5月7日，佛青团成立于6月10日，故理妙法师应该是参加了于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的游干班第二期受训。从“佛教青年服务团成立后不久”到“隔两天”，理妙法师就“披甲擐带，投入了‘铁流’”，成为受训的“抗日游击干部”。理妙法师“脱下袈裟换战袍”，由佛青团团员到“抗日游击干部”的身份转换，是在1939年6月10日佛青团成立后至游干班第二期于6月20日开学10来天时间内发生的。

4、理妙法师奉命到湘北地区从事敌后地下秘密抗战工作直至英勇就义的情况

理妙法师在受训后，便被派往了湘北地区从事特殊性质的敌后抗战工作，时在1939年9月20日游干班第二期受训结业之后。当时，正值中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

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第一次长沙战役”、“湘北会战”；日本称“湘赣会战”。是指抗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9月至10月，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该战役在湘北的战事是在岳阳的新墙河地区进行的。当时，岳阳被日军第11集团军占领，并试图由岳阳及其以东地区南进，在汩罗江畔平江周围地区围歼中国第9战区第15集团军。第一次长沙会战挫败了日军的战役企图，大大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与装备，终结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我军的士气得以提振，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会战结束后，中国第9战区部队仍与日军第11集团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直至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湘北地区的岳阳一直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因此，理妙法师在岳阳实际上是从事敌后抗日工作，而不是桂林《扫荡报》转载中央通讯社讯所说的从事战地“救伤”工作。《扫荡报》之所以如此报道，是为了能够在舆论宣传上更加揭露日寇的凶残。

理妙法师在岳阳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破坏交通，此即巨赞法师文中所称之“是非常危险的，非机灵巧便而又常识丰富的人不能负责”的“那种工作”。理妙法师“奉命派赴湘北敌后工作以后，对于敌情的揭露，交通的破坏，积功甚多，敌人恨之切骨”。

桂林《扫荡报》于1940年9月14日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讯报道理妙法师“日前在岳阳附近”被捕后就义牺牲；巨赞法师文中则称，理妙法师“两月前在岳阳附近被敌人搜捕”后就义牺牲。考虑到巨赞法师的文章从撰写到刊发出来的时间差，结合桂林《扫荡报》报道的“日前”，故理妙法师牺牲的时间为1940年9月10日前后。

从在游干班第二期受训结束而后派入敌后，至1940年9月，理妙法师在湘北地区从事地下抗战工作的时间大致为一年。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道看，理妙法师应该是以僧人的身份进行活动的。这种身份虽然可以为其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色，但是反过来较之化装为普通民众，却又比较“显目”。“敌人（的）搜捕”明显具有目的性。理妙法师在一年的时间内所从事之“刺探日寇情报，破坏交通”等活动，显然已经对日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被敌人搜捕，威追利诱，皆不为动”，故日寇对其“愤无可洩，遽施毒刑，挖眼割耳，备极人间之惨”，“惨死在敌人的疯狂的兽行之下”。另有文献记载了理妙法师在日寇严刑拷打下的惨状更是“血腥腥的事迹，真使人听来悲伤，欲语痛切”，此即释东初所著《中国佛教近代史》中的记载：“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18]理妙法师在日寇的严刑拷打下坚韧不屈，“就义前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不已”！

5、关于理妙法师是否曾经参加佛教青年服务团赴长沙活动的问题

有文章在谈到佛青团赴长沙活动时，成员有理妙法师在内。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与佛青团分别于1939年5月7日和6月10日先后在南岳祝圣寺成立。6月13日，佛青团赴衡山县城进行宣传和募捐工作。一个星期后回到南岳后，进行总结与整顿。6月30日，接到第9战区政治部来电，调派该团赴省会长沙参加“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活动。佛青团在巨赞和演文两位法师率领下连夜赶赴长沙。直至9月初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前，佛青团一直在长沙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8月中旬，巨赞法师一度应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的约请返回南岳，与赵恒惕商晤并协助宝生法师筹办湖南省佛教徒抗敌后援会。9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命令长沙市的民众疏散撤退，佛青团亦于9月25日解散。巨赞法师带领一部分团员返回南岳。

理妙法师是在报名参加佛青团后，随即便进入第二期南岳游干班（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受训，他受训的时间与巨赞法师等率领佛青团在长沙活动的时间完全重叠；受训结束后，理妙法师便被派往湘北地区进行敌后地下工作，故至始至终，他都没有随团赴长沙参加活动。

巨赞法师文章中称：“我们在长沙工作的时候，他常常有信来报告工作情形”。由于理妙法师是由佛青团派出参加游干班受训的，而巨赞法师是佛青团的负责人，故理妙法师有义务向巨赞法师“报告工作情形”；之所以写信而不是当面报告工作情况，也正表明理妙法师并未参加巨赞法师及佛青团在长沙的抗战救难活动。巨赞法师在长沙工作期间，与理妙法师除了通信联系外，仅仅只在理妙法师出发到前方（湘北）去之前，他们匆匆忙忙见了最后一面，巨赞法师知道“那种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故“除嘱咐他秘密、迅速、稳重之外”，还“含着一眶热泪送走了他，身上觉得冰凉，泪就夺眶而出”。理妙法师在“前方（敌后）”所从事的是秘密工作，不可能再向巨赞法师“报告工作情形”，故“从此天涯海角，打听不到他的消息”。

6、当时社会舆论对理妙法师为抗日救难而英勇就义事迹的高度评价

天军在文章中评价理妙法师：“理妙……于佛家哲理涵养颇深，故能舍其小我为国牺牲。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死，自然是死的极难得！极可贵！忆我中华民族，垂有四千年的文化道德、历史圣训，其伟大处，诚有为其他民族所不能及的，而由于古圣先贤死难死节所造成的民族正气、高尚人格，尤觉难能可贵!今释妙理为一介佛徒，叨沐先贤遗训，又能于佛学涵养中得到受用，看得破，放得下，从容慷慨，至死不屈，可谓人中丈夫! 其身虽死，其事情，其精神，足可留为后死者的榜样!”

“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语出汉代司马迁《报任安书》（《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也在《为人民服务》一书中用此语典，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理妙法师显然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名副其实的烈士，故称其“比泰山还重”，当之无愧！

巨赞法师在文章中从佛教的角度评价理妙法师：“他实践了佛陀救世的理论，他建筑了成佛的基业。千千万万个失了主宰的人，将因此而得到心灵上的救药，佛教新鲜地、灿烂地照耀着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涅槃经》上说：为着佛教牺牲在敌人魔掌下面的，命终生阿閦佛国。我相信我们的烈士，现在已经见佛闻法，得到解脱。僧青年同志们！理妙法师替人类打响了永生的晨钟，我们要严肃地纪念他！我们要踏着他的血迹，各自建筑成佛之路！”

“卧秋”在文章中评价理妙法师：“你的死不但为祖国争光荣，同时也为佛教放了一道曙光。你已付出双倍的代价，你就从此好好息息吧！我们会自然踏着你的血迹继续前进，完成这一代空前伟大的自由之花！”

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时期的表现，是中国佛教爱国精神的有力证明，是世界佛教史上极为独特而又光辉的一页。一般在记述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和南岳佛青团在抗战救难工作的贡献时，大都只谈到了该会的工作任务为“救护”、“宣传”和“慰劳”（见《湖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大纲》以及佛青团在衡阳、长沙的工作），而没有述及其中还有着像理妙法师一样与日寇直接进行浴血斗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而英勇不屈的事迹。因此，将理妙法师的事迹表彰出来，更能够展现南岳佛道教积极抗战救亡的功勋，彰显南岳佛教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

爱国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不断弘扬和升华这一传统，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佛教界爱国人士“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的英勇壮举，为中国佛教的爱国精神做了最好的诠释，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值得仰望和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