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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襄阳道安论坛在襄阳开幕圣辉大和尚应邀出席

2016/10/12 8:12:15    来源:    作者:湖南佛教协会  浏览次数:1903

2016年10月10日,由湖北省佛教协会主办、襄阳市佛教协会承办的第三届襄阳道安论坛在南湖宾馆开幕。省民宗委副巡视员李泽生,市政协主席万桃元,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李跃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大和尚等参加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等单位及佛教界的96名专家学者、高僧大德在会上发表了学术报告。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释姓祖师,天下祖庭”,旨在挖掘、整理和弘扬道安文化,发挥佛教文化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道安大师在襄阳弘法十五年”“襄阳曹洞宗研究”和“岘山和襄阳佛教的复兴”等论题。

昨晚,佛教梵呗音乐会在隆中草庐剧场举办。

河北衡水市、广西玉林市民宗部门有关领导应邀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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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先驱者道安祖师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圣辉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四大文化体系当中,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而光辉灿烂的文化。二千五百年前,佛陀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在印度创立了慈悲、平等的佛教,以一大事因缘为众生开示解脱之道。公元一世纪,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在两千来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印文化的交融产生了极其丰富多彩的成果,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从而与儒家、道家鼎足而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扩大到世界很多国家,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不仅穿越了千余年的漫长岁月,更是凝聚了中国历代高僧大德的无量功德。其中,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先驱者,就是东晋十六国时代的道安祖师,被誉为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

       据《名僧传抄》说,道安祖师俗姓卫,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卒于孝武太元十年(385)。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州境)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而《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因为形貌黑丑,而为剃度师所轻,叫他耕田劳作,而他毫无抱怨。几年之后,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由于其记忆力惊人,使他的剃度师对他开始重视,并送他去受具足戒,并特许他出外任意参学。24岁在后赵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而佛图澄,据《高僧传》卷九中记述:为西域人,本姓帛氏。少年时出家学道,能背诵经文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西域的人都称说他已经得道。在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志弘大法。

       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用麻油掺合胭脂,涂在手掌中,千里之外的事物,全部显现于手掌之中,他听见塔铃之声就能断定事情的凶吉,没有一次不灵验的。他来洛阳后,欲建寺弘法,但正逢刘曜叛乱,京师动荡。所以,佛图澄建寺弘法的大愿没有实现,于是隐居山林草野之地,以观世态的变化。

       后来佛图澄来到襄国(今邢台市),辅助石勒称帝,建立赵国。石勒登位后,对佛图澄十分崇敬,有事必先问佛图澄,而后才发令行动。石勒死后,石虎废除其子石弘,自称天王,对佛图澄更加敬奉。因此,其在赵国大弘佛法,推行道化,所经州郡,建立佛寺,有八百九十三所。追随他的弟子,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多达万人,而且门徒中高僧辈出。

       佛图澄在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年)十二月八日圆寂,享年一百一十七岁。而佛图澄见到道安祖师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从此道安祖师师事佛图澄。十三、四年之间,道安祖师经常代替佛图澄讲经说法,并且解答了许多经书中的疑难问题,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成为佛图澄门下最具影响力和威望的弟子。

(一)承前启后学贯大小乘扶正固本和谐民族弘法南北育才举贤为佛教中国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道安祖师礼佛图澄为师后,在身边既学习小乘佛法,也研读大乘般若学,勤修苦学,过了十几年。348年,佛图澄去世,道安祖师痛失良师。 佛图澄去世不久,后赵发生内乱,道安祖师离开河南,辗转于太行恒山、邺都、王屋、陆浑等地建寺传法,可谓历经磨难而成大器。而道安祖师在太行恒山讲经说法的时侯,慧远法师从他落发出家。慧远姓贾,出身仕宦家庭,从小喜好读书,十三岁时即随舅父令狐氏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读了大量儒家、道家典籍。《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致使当时的宿儒贤达,莫不叹服他学识渊博。

       慧远二十一岁(公元354年)时,虽仍志在儒学,但政治动乱的东晋社会使他有了避世思想,久怀隐居之愿,并欲远渡江东,就学隐居豫章(今江西南昌),雅好经术而拒绝作官,名重大江南北的范宣子。当时正值后赵在石虎被杀后,内部矛盾激化,互相残杀;东晋又连年北伐,中原又陷入极大混乱,南路阻塞,使慧远不能如愿南下。恰逢此时道安祖师立寺于太行恒山,弘扬佛法,慧远便携同弟弟慧持前往恒山,拜师求救。上山听道安祖师讲了《般若经》,“豁然而悟”,叹息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高僧传?释慧远传》)于是毅然与弟弟落发出家,礼道安祖师为师。在道安祖师的弟子中,慧远“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他贫旅无资,连衣服也常常缺乏,但始终坚持不懈,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精心思考。道安祖师见他聪明勤奋,对佛教义理领会得非常深刻,常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把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

       道安祖师在山西境内弘法时,曾和同学法汰法师至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佛教初传中国时,为了适应传统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国人熟悉的语汇或概念,特别是老庄术语来加以比附诠释,此称为“格义”。而用格义解说佛典的方法,始于汉末魏初,因为当时佛教传入不久,理论幽玄,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于是讲说佛法的人便用格义的方法,将此土旧有的学术思想相配合,来发挥它的意义。例如把“安般守意”说为清净无为。“泥曰”(涅槃的古译)释为“无为”。道安祖师早年也曾用此法来解释佛理。主要体现在道安祖师的本无宗以“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为宗旨,用中国道家的“有生于无”的观念解释佛教的般若性空思想。尽管佛教的“空”与道家的“无”不能等同,道安祖师也意识到以“格义”理解佛义,不免有其局限,且容易误解。但道安祖师与当时众多的佛学家一样,不自觉的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思想与佛教的义理相结合。之后,随着鸠摩罗什对佛教般若经典的大量传译,佛教界对般若空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六家七宗这种“格义”方法终于被更为准确的佛教般若学所取代,但道安祖师等人所开创、弘扬的般若学“本无宗”仍然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况且道安祖师在飞龙山时,就与旧友僧光讨论此事,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但僧光认为格义之法为先达所创,不能说长道短,而主张拘守旧法。道安祖师则立场严明,坚持弘扬教理不宜分别次第先后,应首求准确。道安祖师追求真理,敢于扶正固本,保持佛教本色,一代宗师的气概于此可见。

       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祖师的德化,派专人请他去讲经,后来又回到邺都,住受都寺,当时他年已四十五岁。

       后赵灭亡后,慕容隽在邺都建立了后燕,道安祖师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今嵩县境)。当慕容隽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习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祖师,请他南下弘法。习凿齿(328~412)字彦威,襄阳人,是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是魏晋精神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习凿齿撰写的史书《汉晋春秋》是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于是道安祖师就和同学、弟子们离开河南,率领弟子慧远法师等四百余人于东晋兴宁三年(365),48岁的道安祖师率徒众来至东晋襄阳。由于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道安祖师在那里驻锡十五年,先住白马寺,后创檀溪寺,一时善信云集,弘法事业得到充分发展,于是襄阳佛教大盛。

       前秦皇帝苻坚久仰道安祖师之名,视其为国之“神器”,欲致之以辅政,于东晋太元四年(379)以十万之师攻陷襄阳。道安祖师和习凿齿皆被延致,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祖师,半人为习凿齿。

       苻坚既得道安祖师,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长安遂成全国佛教之中心。道安祖师时年六十七,他在长安的七八年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讲经说法之外,最主要的是重视译经事业,培养佛教人才。因为道安祖师和那些以谈禅说妙为时尚的名僧不同,不但重视经典的翻译,并以身作则亲自讲经说法,积极教育和培养弟子。道安祖师在河北和襄阳时都有弟子僧众数百人,是当时我国最庞大的僧团。在长安时,更领众达数千人,有一批高足弟子围绕周围,就中更以继他之后而成为东晋佛教领袖的慧远尤为著名,而协助其翻译事业的僧叡亦特别突出。僧叡少年出家,投师四次。年十八为僧贤法师弟子,谦虚内敏,学与时竞。至年二十二,常听僧朗讲《放光经》,二十四岁以后,开始游历名邦,“处处讲说,知音之士,负怢成群。”其间,曾师事道安祖师,成为安公翻译佛经和传播般若性空思想的得力助手。道安祖师圆寂后十六年,罗什入关,在罗什的译场中,僧叡为参正,同时担任笔受,所以僧叡在罗什门中,地位最高,他在协助罗什大师翻译佛教典籍所起的作用方面,以及在著述的佛教理论和学术水平上,都堪称为上首。道安祖师认为,“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高僧传?释道安传》)。道安祖师先后两次在新野和襄阳分散徒众,东至扬州,西至四川,南至长沙,长江流域都散布着道安祖师的弟子。这样就使道安祖师弘法利生的事业由北向南,由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这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因缘,因为佛教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逐渐传播开来,可说功归于此。

       长久以来,道安祖师就听说高僧罗什在西域,希望与罗什一起讲析经文,故在长安主持译场期间,曾多次向苻坚进言,敦促迎请鸠摩罗什来长安主持更为专业的译经工作。罗什对道安祖师的风范也有所耳闻,称道安祖师为东方的圣人,常常遥向礼拜。

       道安祖师圆寂后16年,鸠摩罗什终于在后秦弘始三年(401)才来到长安,两人没能见面,罗什悲痛之极。但罗什到长安以后,主持了规模更为宏大的官办译场,开始了中国佛教翻译史上最为璀璨的时代。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二月,道安祖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道安祖师以饱学之士,离开河北、师事佛图澄,学贯大小乘,痛失良师后,又在战乱中承前启后、荷担师业、领导僧团、学修并重、讲经弘法、培养人才,从中原河南到北方的山西,再从河南到南方的襄阳,在辗转弘法中,不但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而且为南方的佛教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道安祖师作为东晋十六国时期继佛图澄之后的佛教领袖,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佛图澄以“神通”方便赢得后赵石勒、石虎的信任,广建寺宇近千座,传法弟子上万人,信众如云,迅速扩大了北方佛教的规模。那么,道安祖师则继往开来,于乱世中以危机意识,坚持正信正行、讲经弘法、培养人才、智慧务实、重视僧团、制度等多方面建设来推动佛教的中国化,赢得僧俗二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低迷局面,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制定“僧尼规范”,依规管理僧团开中国佛教制度建设之先河

       戒律是佛法的根本。中国汉地佛教的戒律,从三国时期的魏嘉平年间昙柯迦罗来华,译出《僧祗戒本》开始,之后陆续译出各种其他戒律文本。但是,出自印度的戒律,只能是原则性的要求,至于具体规定,还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而定。

       我国的佛教,初传时期的汉地出家人并不很多。直到佛图澄来华,以其“神通力”而感召数万皈依弟子。由于当时的出家人迅速增加,“真伪混淆,多生愆过”,“沙门甚众,或由奸宄避役,多非其人”。为纯洁队伍,佛图澄特重戒律,以身作则,“酒不踰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佛图澄圆寂后,道安祖师继承了以身作则重视戒律的师业,继续领导僧团“以戒为师”,并在乱世保持了很好的道风,并且一直传承下来,所以道安祖师和慧远的僧团都以戒律严谨著称,即与此有关。

       由于道安祖师在襄阳弘法时,追随的弟子就有四百余众,且男女二众参杂,迫切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的僧众管理制度。道安祖师在《比丘尼戒本序》中指出:“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缺。”于是,他根据印度佛教原有的戒律文本和汉地佛教的实际,制定出与之相应的“僧尼轨范”。根据僧传的记载,道安祖师精通三藏,他制定的“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为“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为“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涉及佛教日常生活、修行的种种规定,至今仍然为我国汉传佛教寺院所遵循。另外,道安祖师还根据《增一阿含》“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这一经文,规定佛教四众弟子皆以“释”为姓。因为当时的僧人出家后,都依老师的姓,如“竺”、“支”、“昙”等,纷杂无比,道安祖师以为,佛门中再无比释迦尊贵的,便决定以“释”作为僧人的统一姓氏。后来《增一阿含经》译出,里面果然说河流入海,河便不复存在,四姓为僧,都称为释种,这样一来,道安祖师的规定便流传下来。这一件事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他对增强僧人间的凝聚力与认同感极为有益。这不仅符合佛教“大师之本,莫尊释迦”的原意,也为中国佛教出家人第一次统一了姓氏,被沿用至今。

       《四分律》有云:“毗尼若住,佛法亦住,毗尼若亡,佛法亦亡。” 毗尼即戒律,不仅是佛教“三学”的基础,也是佛法长住的保证。道安祖师首创“僧尼规范”得到了当时僧俗二界的高度赞扬。襄阳名士习凿齿曾致书东晋宰相谢安云:“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道安祖师之所以能将数百人的常住僧众管理得井然有序,让人肃然起,靠的是有章可循的《僧尼规范》。鉴往知来,要搞好佛教的道风,制度建设是关键,这是历史的经验。而且,自道安祖师在佛经的戒律之外别立禁约之后,其弟子慧远再立“法社节度”,梁武帝时代的法云也曾创立“僧制”,以至于后来禅宗的百丈怀海厘定“丛林清规”。这些都是中国佛教对于戒律制度的创造性发展,而道安祖师之首创之功不可没。

(三)依国立教,首次提出了处理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

       印度的佛教,虽然主张“佛法”与“王法”皆不可违,但以远离世俗政治为根本,故以“出世”为特色。中国的佛教最初也继承了印度的传统,直到佛图澄、道安祖师的时代才有改观。 后赵皇帝石勒曾拜佛图澄为师,每有军国大事,必先问计而后施行,常因“灵验”而被尊奉为“大和尚”。道安祖师虽然没有像佛图澄那样,直接以“国师”的身份参政,但他深切体会到佛教的发展必须得到国家的支持。

       东晋兴宁三年(365),道安祖师率众南下襄阳,时战乱与灾荒并至,道安祖师告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 这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关于处理佛教与政治关系的论断,体现了道安祖师非凡的大智慧。道安祖师一方面主张佛教应该主动争取国家政权的支持,即“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另一方面则主张保持佛教的本色,广泛宣传佛教的义理,即“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道安祖师这一“依国立教”的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印度佛教中“佛法与王法不可违”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与儒家的“尊王”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适应了中国传统“大一统”政治制度的需要。

        正是因为坚持“依国立教”的原则,道安祖师的弘法利生事业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揭开汉地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代全新的一页。虽然当时国家南北分裂,但道安祖师以其高尚的僧格赢得了普遍的敬重。东晋孝武帝曾专门下诏,盛赞道安祖师之德,赐他享受一品王公同等的待遇。东晋王公贵族、政要名流、门阀士子多与之结缘,或为之供养,或迎请讲经说法。道安祖师与襄阳名士习凿齿的交往更广为流传,至今仍有“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这一千古佳话。史载道安祖师在襄阳弘法期间,由于建檀溪寺,工程浩大,不仅东晋王公大臣多解囊相助,即使远在北方的前秦国主苻坚,也派遣使者送来金像、法器等厚礼以结善缘。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道安祖师的“依国立教”也就是本着“国强则教兴,国弱则教衰”的忧患意识,才成就了一代佛门龙象的伟业。道安祖师作为佛教“爱国爱教”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四)培养人才,组织译场,首次总结“五失本,三不易”的佛经翻译原则

       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佛史载明是东汉明帝时期西域高僧迦叶摩腾于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之后,安世高、支娄迦谶、昙柯迦罗、康僧铠、康僧会等陆续来华,译出多部大、小乘经典,但众多的汉译经典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道安祖师在襄阳将东汉以来二百余年所译的639部佛经,根据译本、注释、年代等情况,分经论录、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土失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疑经录等7部分,撰成《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这部经录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奠定了我国汉译佛经系统化研究的基本模式。后来,梁代的僧祐在《安录》的基础上撰成《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并高度评价道安祖师:“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徵,实赖伊人。”明确指出道安祖师是中国佛经目录学研究的开山之祖。

        特别是道安祖师晚年在长安,除了讲经说法外,主要负责组织西域、天竺来华僧人的翻译工作,主持翻译了《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阿毗昙心论》、《鼻奈耶》等重要经典。道安祖师虽然不懂梵文,但他采用数种译本对照的方法,总结出前代佛经翻译的经验,首次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对此作了精要的解释:“五失本”是指佛经翻译中五种有损原意的表达方式,如句法倒装,好用文言,删去反复咏叹之语,去除段落中的解释之语,删掉后段复述前段之语,等等。“三不易”则是指三种难以处理的情形。一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为佛智悬隔,契合实难;三为去古久远,无从询证。道安祖师总结的这个翻译原则,为后世所称道。可以说,道安祖师作为中国佛教翻译文学研究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

       另外,在道安祖师以前,佛经的翻译基本是由民间自发组织,很难形成规模。从道安祖师开始,由于得到了前秦朝廷的大力支持,第一次有了正规的官办译场。

(五)弘扬般若思想,开创“本无”学派

       中国佛教有三大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注重学术研究。关于般若的经典,自东汉、三国以来,就有相关的翻译著作,如支娄迦懴的《道行般若经》、支懴的《大明度无极经》、竺叔兰的《放光般若经》、竺法护的《光赞般若经》等,但直到东晋时代,佛教界才对般若思想的研究形成热潮,名家辈出,而道安祖师则是其中的领军人物。

       早年的道安祖师,曾对安世高的禅观经典有深入的研究,曾对《阴持入经》、《修行地道经》和《大十二门经》分别作注。到襄阳以后,重点关注般若经典的研究。根据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载,道安祖师曾为《道行品经》、《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等作注。由于般若思想非常抽象,道安祖师还曾将不同的般若经版本进行“合本”研究,通过不同佛经版本的对照,以释疑解惑。特别道安祖师通过“科判”的方法,开创了严谨的佛经研究之风,为后世所称道。唐代的良贲在《仁王经疏》提到:“昔有晋朝道安祖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故至今巨唐慈恩三藏译《佛地论》、亲光菩萨释《佛地经》,科判彼经以为三分,然则东夏、西天处虽悬旷,圣心潜契,妙旨冥符。”道安祖师注解的般若经,先分内容,抓住重点,再解释字句,分析义理,层层推进。直到今天,道安祖师的这种“科判”之法,仍然为佛教界所沿袭,为正宗的释经、讲经之法。

       东晋时代,佛学界因研究般若学而形成众多的学术流派,被称为“六家七宗”,包括本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本无异宗。其中,道安、僧叡、慧远的“本无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派,为竺法琛、竺法汰的“本无异宗”所继承。

       纵观道安祖师出家为僧后,养浩然正气、为大法而生的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对佛教中国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被誉为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仅第一次提出了“依国立教”的政教原则,而且第一次制定“僧尼规范”,开中国佛教制度建设风气之先,不仅首次撰述经录、组织官方译场、总结佛经翻译的范式,而且重视般若学的研究,开宗立派,这在身处乱世的时代尤为难能可贵。道安祖师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注重道风建设、加强人才培养、提倡教内团结的高僧大德,而这方面的丰功伟绩尤其值得我们珍惜,对于我们当前佛教界的“五个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什么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只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而传入中国却历经二千来年,能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不仅是大气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友好交流结下的巨大成果!更是因为中国有一代代、一批批具有像道安祖师一样,心怀远见卓识、脚踏实地、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坚持不懈的推动着佛教中国化的高僧大德,才能使中国佛教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并成为佛教第二母国,远播到世界各国。

       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明时,所以要缅怀道安祖师的无量功德,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道安精神”,珍惜他为我们佛教界留下的珍贵遗产,历经磨难,不忘初心,以戒为师,爱国爱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佛教中国化的道路继续增添新的内容、开辟新的境界。